南怀瑾有段话:“一切不利于我睡觉的事,我不做,一切不利于我睡觉的人,我不交,无论中药西药,我只相信睡觉,能睡好觉,就是人生最有福报的事。”
三年前的我,对此嗤之以鼻。
那时我32岁,信奉“熬夜=奋斗”。凌晨两点的朋友圈,是我努力的勋章。咖啡当水喝,方案改到天亮,觉得睡觉是弱者才需要的补偿。
我的转折点,是一张A4纸。
年度体检报告上,密密麻麻的箭头:窦性心律不齐,重度脂肪肝,甲状腺结节。
最刺眼的是医生用红笔圈出的——“疑似早搏,建议立即改善睡眠,长期失眠恐诱发心脑血管问题。”
我捏着报告站在医院走廊,手机还在震,是客户催方案的消息。
真正让我崩溃的,是两周后的竞标会。
那是我准备半年的项目,关乎公司存亡。 presentation到一半,我突然大脑空白——那个演练过上百次的核心数据,怎么也想不起来。我在台上足足静止了三十秒,只听见自己擂鼓般的心跳,和台下窃窃私语。
展开剩余75%“李经理是不是太累了?”甲方领导皱眉问。
我的合伙人赶紧打圆场,可我知道,丢了。不是丢了项目,是丢了某种更重要的东西。
那晚我没喝咖啡,却睁眼到天亮。
凌晨五点,我拨通了一个久未联系的电话。对方是我大学室友老陈,当年宿舍有名的“养生怪”,十点必睡,雷打不动。如今他在西山脚下开了间民宿,朋友圈全是种菜、喝茶、九宫格睡眠图。
“来住几天吧,”他听完我的状况,只说,“我这儿没有WiFi密码,但有山风当安眠曲。”
他的民宿简单得近乎“寒酸”。
房间只有床、书桌、一只陶罐插着野花。手机信号时有时无。
第一天,我焦躁得像戒断反应,围着院子转了二十圈。晚上九点,老陈收走了我的手机:“这里的规矩,日出而作,开云日落而息。”
我被迫躺下。万籁俱寂中,我第一次听见了自己的耳鸣,像一根绷了十年的弦,在尖叫。
奇妙的事情发生在第三天。
{jz:field.toptypename/}当我不再抗拒黑暗,久违的困意竟像温润的潮水涌来。没有梦,没有惊醒,像是掉进了一团柔软的黑棉花里。
清早被鸟鸣叫醒时,我看着镜中的自己,眼里的血丝褪了大半。
老陈在院里打太极,说:“人不是慢慢变老的,是一夜一夜熬干的。你的电池,该充电了。”
我彻底变了一个人。
我把所有会亮蓝色光的电子设备请出卧室;
晚上九点后,手机调成“山寺模式”,只接通讯录前十个重要联系人的电话;
推掉了所有在晚上八点后的应酬,酒肉朋友自动疏远;
睡前两小时,只做三件事:阅读纸质书、用温水泡脚、写几行感恩日记。
更神奇的是,当我“自私”地把睡眠放在第一位后,生活反而开始顺了。
头脑清醒,拖延症不治而愈,上午就能完成全天重点工作;情绪稳定,不再对下属咆哮,团队效率翻倍;甚至因为气色好、状态稳,意外拿下了两个曾被拒之门外的客户,对方说:“你给人一种很靠谱的笃定感。”
去年同学聚会,当初笑老陈“提前退休”的哥们,好几个已大腹便便,发际线后退。有人问我:“你现在怎么一点焦虑都没有?”
我笑了笑:“当我把睡眠当修行,世界就安静了。”
上个月,当初抢走我项目的竞争对手公司深夜传出核心团队集体住院的消息——连续熬夜加班赶进度,负责人心梗进了ICU。
妻子刷到新闻,轻轻握了握我的手。那一刻,我们都没说话。
昨天,老陈寄来一包自己晒的菊花茶,附言:“人生无非两件事:晚上睡个好觉,白天有张干净的笑脸。前者是天道,后者是人道。”
我把南怀瑾那句话,做成了小小的木牌,挂在女儿的书桌前。
她今年初三,也开始熬夜。我什么大道理都没讲,只是指了指木牌。
真正的福报,不是拼命去够,而是懂得何时躺下。
黑夜不是用来对抗的,它是宇宙给你的,最慷慨的修复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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