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9年3月的一天凌晨，东直门外的春寒仍未退去，北京军区作战值班室灯火通明。几份急电摆在值班参谋面前：首都防务主官——政委的职位突然出现空缺。对于任何军区来说，缺政委都麻烦；而对于“京畿重地”，麻烦立刻升级为隐患。值班参谋心里明白，这个空缺，谁来填补，分量可不一般。
紧接着召开的军区党委碰头会上，临时主持工作的李德生司令员把一份候选名单放到桌上。名单上的名字不少，有长期在华北作战的，也有学院派的政工干部。可大家越讨论越觉得不合适：能稳住政治局面、又能让部队心服口服的那类人，真不多。
事情被层层上报，不到两天，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开了临时会议。毛主席身穿灰色粗呢大衣，步子并不快，却让整个厅堂瞬间安静。参会者汇报完讨论结果，主席听了大半，眉头始终未展。忽然，他轻轻敲了敲桌面：“当年在陕南挡不住的那位红军师长，现在在何处？”屋里愣了几秒，有人恍然：“您是说陈先瑞同志？”主席点点头：“对，他行。”一句“他行”，政委人选尘埃落定。
很多干部对这个决断并非毫无准备。1961年陈先瑞已调进北京军区任副政委，八年下来，对机关、对基层、对北京市的社情民意都熟得很。可在主席眼里，让陈先瑞出任政委，真正的底气还在于他那段陕南岁月。
把时间拨回1935年7月，红二十五军主力踏上长征，留守陕南的残部不过七百余人。9月，红七十四师在旬阳河谷成立，师长陈先瑞。上级联络中断，他靠着山沟里的群众，一边打游击，一边抓生产。十八个月，大小战斗一百余次，歼敌四千多。更难得的是，队伍由七百人涨到两千人，伤亡补充全靠地方招募。国民党陕西保安司令部急得贴出一万大洋的悬赏令，依旧抓不到人。后来中央红军回师陕北，毛主席听汇报笑称：“陈先瑞是‘陕南王’。”这句外号，既是褒奖，也是信任。
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，陈先瑞先后担任晋冀鲁豫纵队政委、鄂豫陕军区副司令，军事、政工两副担子扛得稳。1955年授衔，他挂中将。军中传出一句玩笑：“将军班班长军衔倒最低。”原来在红军时期，陈先瑞任班长，班里还有韩先楚、刘震。两位副班长后来双双成为上将。授衔典礼上，陈先瑞拍拍两位老战友：“班长带不动了。”韩、刘齐声答：“当年是班长，一辈子都是班长。”
1961年入京之后，开云app官方在线入口陈先瑞办事稳、不张扬。文电审批，他常说一句口头禅：“文件不能只看上半页。”意思是事情得看前因后果。八年副职生涯，为他积攒下在关键时刻一呼百应的资本。
进入1969年，国内外局势紧绷——外有珍宝岛炮声未远，内有林彪集团暗流汹涌。北京军区必须在雷霆万钧时刻保持绝对忠诚。陈先瑞走马上任后干的第一件事，是把政工组、作战组、后勤组三支笔全部抓到手里，建立昼夜值班联动制度；第二件事，把所有警卫营连召开现场会，强调“五不准”——不准擅离岗位，不准空口传令……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急，他反问：“首都防线，一分钟空档都输不起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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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1年9月12日晚，周总理电话直通北京军区：严守京西、不得调兵。陈先瑞当即布置：“无主席手令，谁也别想动一车一枪。”值班室记录员事后回忆，当晚政委只说了三句话，每句话不到十个字，却让房里的每个人都坐得笔挺。林彪叛逃失败，首都平稳度过惊涛骇浪，陈先瑞的定力显现无遗。
风浪过去，1975年他调任成都军区第一政委。川蜀山高沟深，部队分散，陈先瑞调研时常背个挎包走基层。有人劝他别太辛苦，他摆手：“离开战士，政委就成摆设。”三年后奉调兰州军区任顾问，他才真正离开一线。这年他六十三岁，不算老。学界有人评价，他退居幕后与其说因为年纪，不如说与那段特殊历史的“后遗症”有关——他在某些政治风浪里说过违心的话，也做过自我批评。陈先瑞在回忆录里坦率提到：“我不懂哲学，只晓得组织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有时候也糊涂。”
尽管如此，他对部队的牵挂未减。韩先楚曾打电话劝老班长出山，陈先瑞婉拒：“顾问岗位已经很好，让年轻人挑担子吧。”1984年两人在北京代表会议碰面，韩先楚发现陈先瑞座位靠后，转身就跟会务组商量：“我坐后面，他往前调。”不到一分钟，两张座签对调。小动作，被不少记者捕捉，传为佳话。
晚年陈先瑞住在海淀紫竹院边的一套旧办公楼改造的家属房，最大爱好是翻阅红二十五军史料。他常说：“打仗凭脑子，也凭脚背上的老茧。”1996年10月15日清晨，这位老兵与世长辞。告别仪式简单，遵其遗愿，没有哀乐，只放当年红七十四师军歌。
北京军区那段政委空缺的日子已经远去，可会议记录上仍能看到毛主席当年用铅笔圈出的名字。圈注旁边，批语只有三个字：“此人可。”今天再读，也难得半字赘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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